重慶深化東盟經貿合作搶抓RCEP戰略機遇
2021-03-30 10:33:23
Landbridge平臺
據重慶日報報道,《重慶市深化與東盟經貿合作行動計劃(2021-2025年)》(簡稱《行動方案》)于日前正式出臺。《行動方案》為重慶進一步加強與東盟的全方位合作,推動雙方關系再升級擘畫出廣闊前景。
《行動方案》提出,重慶要深度融入RCEP建設,全面拓展和不斷深化與東盟國家的經貿合作,促進雙方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目標是到2025年,重慶與東盟貨物貿易總額超過200億美元,重慶承接東盟國家服務外包執行額突破5億美元,重慶對東盟國家投資設立企業累計達到150家以上,重慶實際利用東盟國家外資累計突破150億美元。
同時,《行動計劃》明確了重慶與東盟合作的重點任務,主要包括擴大與東盟國家貿易規模、加強與東盟國家產業合作、暢通與東盟國家連接通道、拓寬與東盟國家合作領域、做優與東盟國家合作平臺五大重點任務。具體而言,重慶將開展擴大進出口專項行動、拓展貿易營銷網絡、建設內陸國際物流分撥中心、吸引重點產業領域企業來渝投資、鼓勵優勢產業企業走出去、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推進通道物流降本增效等一系列舉措。
此外,《行動計劃》還分別對東盟10國的國別概況、產業結構、市場機遇、與重慶的合作基礎等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差異化、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國別合作思路。
眾所周知,東盟是重慶第一大貿易伙伴。數據顯示,2020年重慶對東盟國家進出口額為1121.7億元,占全市進出口總額的18.1%;重慶承接東盟服務外包業務已覆蓋全部10國。截至2020年底,重慶實際利用東盟國家外資累計達125.1億美元。當前重慶與東盟投資及經貿領域不俗表現,無疑為雙方關系持續向好發展、完成既定目標奠定了良好基礎。
一、中國與東盟關系持續升溫
中國和東盟友好關系源遠流長。199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揭開了雙方關系嶄新的一頁,這為2003年雙方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埋下了伏筆。2010年以來,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雙方關系不斷加強。2013年10月中國首次發出,“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倡議。2019年8月《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升級版》正式實施,進一步促進了兩者之間的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化。
去年年初以來,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在各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際貿易大幅萎縮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國家克服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經貿投資合作卻保持逆勢上揚的勢頭—雙方首次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互為重要的投資合作伙伴,有力地維護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安全穩定,以及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復蘇。本月初,東盟秘書長林玉輝在印尼雅加達表示,中方向東盟提供的新冠疫苗支持將有效加速東盟經濟重啟。雙方關系在共同抗擊疫情的歷程中得到升華。
值得一提的還有,去年11月15日,中國與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成功簽署了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為后疫情時代中國與東盟深化合作、共建命運共同體提供新的動力支持。商務部研究院亞洲研究所副所長袁波撰文指出,RCEP將為中國和東盟企業提供更加開放繁榮的區域大市場,促進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伙伴關系,將助力構建更加緊密、包容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盡管過去30年中國與東盟關系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進展,但還是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舉個例子。大家知道,中國與東盟經貿往來90%左右的份額是依靠海運完成的,這使得擁有深圳、廣州兩大世界級港口的廣東省對東盟的進出口外貿占全國比重就高達22.6%,遠遠超過西部地區對東盟進出口總額,長此以往下去會至少帶來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一是中國與東盟的供應鏈產業鏈存在著不穩定因素。三十多年來,全球化使得產業鏈上跨國企業根據自身優勢和稟賦進行水平分工,在降低產品生產成本的同時,也增加整個產業鏈供應鏈斷裂的風險。如果說以往大家對這一問題還不大關注的話,那么去年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與航運經濟相關的生產、運輸、倉儲、保險等各個環節一度受到疫情不同程度的沖擊,無疑給大家狠狠地上了一課。就在近日,一艘行駛在蘇伊士運河的巨型貨輪因猛烈風浪擱淺,致使運河停航,加劇了歐亞供應鏈的壓力。我們知道,東盟國家和中國的生產流程之間是各種互相補充關系,它們構成了更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與東盟供應鏈產業鏈存在不穩定的因素,實際上不利于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二是受益的只是少數沿海地區,除了上文提到的廣東珠三角,還有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和紅河三角洲等。這其中,大家所熟悉近年來從中國大陸搬遷到越南的三星就布局在紅河三角洲。與之對應的是,廣大的中國西部地區以及東盟內陸國家、地區由于距離海岸線較遠卻很難分到一杯羹。為了改變這一現狀,這些年來,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東盟積極推動中國—東盟東部增長區、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大湄公河次區域以及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的一體化合作,以實現西部大開發與東盟內陸地區發展的有效對接。盡管有些起色,不過與外界的期望還存在著不少的差距。在筆者看來,上述地區與沿海地區實現協調發展,并從根本上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是中國與東盟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之一。
二、助力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搶抓RCEP機遇
繞了這么大一圈后,我們再說回重慶。大家可能關心的是,重慶通過出臺《行動計劃》,加強與東盟全方位合作,又是怎樣解決當前中國與東盟存在的上述問題,助力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首先,身處西南內陸的重慶與東盟貿易方式,既有鐵海聯運、空運、跨境公路,也有國際鐵路、江海聯運等,與珠三角等東部沿海更多依賴于海運相比,更加多元化。而上述方式中,除了江海聯運外,其它都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即西部陸海新通道。我們知道,西部陸海新通道有這么幾個特點,一是穩定性高。屬于多式聯運范疇的西部陸海新通道,與傳統的海運等物流運輸相比,穩定性最高,因而在去年疫情爆發初期一度成為中國與東盟之間運輸物資的優先選擇。統計顯示,去年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班列開行4596列,同比增長1.04倍,其中作為通道物流及運營組織中心,重慶開行鐵海聯運班列1297列,跨境公路班車開行2821車次,國際鐵路聯運班列開行177列。
為增強西部陸海新通道國際供應鏈的保障能力,去年4月出臺的《重慶市推動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實施方案》一方面提到了“建立集中管理、統一調撥、平時服務、災時應急、采儲結合、節約高效的西部應急物流組織保障體系”。另一方面,鼓勵重慶企業參與東盟境外產業園區建設,建立加工和集采中心,并吸引東盟國家知名企業來渝投資發展,建設一批國際經貿合作示范區。重慶通過這種合作,強化其供應鏈網絡在東盟國家的布局。
當然反過來說,如果上述這些措施能逐一落地,這不僅意味著西部陸海新通道對供應鏈“保障力”和“敏捷性”會顯著增強,更重要的是,重慶及整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還有望借此提升承接東部沿海及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能力,加快打造汽車、電子等多個世界級產業集群,以此強化對內集聚、對外輻射的能力,支撐引領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并為搶抓RCEP重大機遇埋下伏筆。
二是具有推動區域聯動發展的基礎。西部陸海新通道不是單純的國際物流通道,而是交通、物流、商貿、產業深度融合的經濟走廊。物流通道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導向,也是商貿和產業發展的引擎。在這個意義上講,西部陸海新通道與長江、珠江等河流本質一樣,都具有推動區域聯動發展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了,對內重慶依托西部陸海新通道加強了四川、云南、貴州、廣西等省份的聯動,進而推進西南地區全方位開放;對外,中國、東盟正共同推動陸海新通道與中國—東盟東部增長區、瀾湄合作、中國—中南半島等次區域機制對接,通過強化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圍繞著樞紐經濟和通道經濟做文章,讓東盟內陸國家和地區也能分享到中國與東盟構建命運共同體帶來的巨大紅利。
其次,重慶與東盟人文交流日益頻繁。重慶要想加強與東盟全方位合作,還離不開人文交流。正所謂,“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只有民心相通相親,政策溝通和項目落實才能順暢進行。
1月14日,重慶市中新示范項目管理局與新加坡貿工部中新互聯互通項目辦公室召開2021年第一次視頻工作會議上,重慶市中新示范項目管理局局長韓寶昌透露,希望雙方協同配合,積極做好陸海新通道國際合作論壇籌辦工作,共同將論壇辦成中新互聯互通項目交通物流領域重大國際性盛會。適時推動舉辦“中新(重慶)互聯互通促進周”系列活動,更好推動中新互聯互通項目在新一輪實施中取得更大合作成果。
事實上,籌備舉辦陸海新通道國際合作論壇和中新(重慶)互聯互通促進周,只是近年來重慶與東盟人文交流頻繁的縮影。比如,在金融領域,重慶與新加坡聯合舉辦的三屆中新金融峰會,有力地促進中國西部地區與東盟金融互聯互通;在科技創新領域,自2018年舉辦的智博會吸引了東盟國家踴躍參加,成為后者向世界展示大數據、智能化成果的重要平臺。2020線上智博會,中國還首次邀請新加坡共同舉辦。此外,重慶還先后舉辦了中國東盟法學院院長論壇、中國東盟青少年創新大賽、東盟特色商品展等民間交流活動。下一步,筆者建議,重慶還應該以中新互聯互通項目為依托,在提升現有峰會和論壇的能級基礎上,與東盟各國開展更加豐富的人文交流活動,使重慶與東盟友好深入人心,為雙方關系發展注入了不竭的動力。
(來源:重慶馬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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