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中國走向世界與世界走進中國之路
2015-04-21 09:33:47
Landbridge平臺
絲綢之路認知前言:
以“絲綢”命名古代世界的“道路”———“絲綢之路”,是早在19世紀后半葉,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也就是現在一般所說的“沙漠(或稱“綠洲”)絲綢之路”,除了“沙漠絲綢之路”之外,現在還有“草原絲綢之路”、“西南(或稱“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
現在簡單介紹這四條絲綢之路,首先是“沙漠絲綢之路”,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絲綢之路。它開始于西漢時代,興盛于漢唐時代,2014年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現在籠統地說,絲綢之路自陜西西安經甘肅、新疆,出境后經中亞、西亞至南歐意大利威尼斯,東西直線距離7000公里,而在中國境內就長達4000公里。
第二是“草原絲綢之路”,這是一條中國古代與中亞、西亞、歐洲及東北亞的文化交流之路,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草原絲綢之路是歐亞草原人們因其“逐水草”生業活動特點而形成,在其早期主要是一條“文化交流”與“傳播”之路。如西亞地中海的小麥、牛羊、車輛、金屬冶鑄等東傳至東亞;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紀末就西進至新疆哈密一帶。中晚期的草原絲綢之路民間商貿活動越來越多,相應的文化交流(包括宗教傳播等)也大量增加,如內蒙古、寧夏、山西、河北、遼寧等地貴族墓葬中考古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拜占庭金幣、金冠飾、鎏金銀器(有薩珊、粟特、突厥銀器)等,羅馬、薩珊和伊斯蘭玻璃器等。
第三是“西南絲綢之路”,這是一條中國古代與南亞、西亞的商貿之路,但是這種商貿多以“民間”、“小型”的商貿活動為主。文化交流(包括宗教傳播)是西南絲綢之路的“副產品”。西南絲綢之路有著久遠歷史,至遲在夏商時代中國西南地區就已經與南亞(或通過南亞與西亞)地區人們開始交往。
第四是“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中國古代人們通過海洋與東南亞、東北亞及南亞、西亞、東非等地進行外交往來、商貿活動、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線。海上絲綢之路至遲不晚于商代,作為官方外交之路、友好之路、文化交流之路的海上絲綢之路大規模開通應該在西漢時代。
我們今天主要講一講絲綢之路(即:沙漠絲綢之路,下同)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現在提出的“一帶一路”是古代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歷史必然。
絲綢之路是西漢王朝官方鑒于西域36國希望與西漢王朝加強友好關系的愿望,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一條“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和合之路”。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與西域(今新疆)36國及中亞各國建立友好關系,而西域地區的酋長們渴望脫離匈奴的統治,仰慕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漢王朝,并期望加入其中,從而得到漢王朝的保護與支持。與此同時,這條道路的開通也促進了內地與西域及域外中亞等地區的文化、經濟交流,就當時從這方面來說,文化與商貿交流是這條絲綢之路的“副產品”。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沙漠絲綢之路是因絲綢貿易而出現,其實并非如此。從考古發現來看,中國境內出土的背負絲綢駱駝俑的牽駝俑均為“胡人”俑,沒有發現牽駝俑的“漢人”俑。當年絲綢之路上的商人主要是“單向”的,這與中國古代社會“重農抑商”的傳統是一致的。絲綢之路的經商胡人,主要是中亞人,其中尤以“粟特人”更為突出。西安、太原、寧夏固原等地考古發掘的粟特人墓葬,再現了當年在中國經商的中亞人———粟特人。
西漢王朝開通絲綢之路,先后在甘肅河西走廊設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張掖郡四郡,爾后在今新疆地區設置中央派出機構———西域都護府,漢王朝還在西域實施“屯田”,西域成為漢王朝一部分,西域各族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
通過多年來在新疆地區開展的考古工作,發現了絲綢之路上的漢唐王朝軍政、經濟設施遺存:主要有作為社會“政治平臺”的“城址”,具有軍事與經濟雙重功能的“屯田”遺跡與遺物,具備軍政功能的烽燧、亭障遺址等等。這些考古發現是西漢王朝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國家主權行為的重要物化載體,反映了當時西域地區的“國家主導文化”是“漢文化”(即主要是內地漢晉、北魏、唐王朝的社會主導文化)。
歷史文獻記載古代國家“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城”是“政治平臺”,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體”的反映。以樓蘭地區為例:在漢代經營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形制受中亞的影響,城的平面為圓形。張騫通西域后,樓蘭城址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內地形制的方城,而且方城出土的遺物大多和內地基本一樣,如其中出土的文書和官印,它們是漢王朝在這一地區行使國家權力的物證。
西域漢代城址是漢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載體,目前已經考古發現的西域漢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輪臺地區和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羅布泊、若羌地區的漢代城址較多、較重要。天山南麓的輪臺地區最受矚目的工作是尋找西漢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護府遺址,一般認為今新疆輪臺縣策大雅鎮的烏壘城遺址即西漢時代的西域都護府遺址。
羅布泊和若羌地區是漢王朝在西域經營最多的地方,漢代的樓蘭、鄯善古國就在這一地區。這里的主要漢代城址有布淖爾土垠遺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爾乞都克古城”等。
北疆地區奇臺縣石城子有一座東漢時期的古城遺址,城址內出土過大量漢代文物。該城址有可能是曾設有漢朝官署的疏勒古城。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古時代的北庭故城,亦稱護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城北。古城規模宏大,略呈長方形,分內、外二城。在城址中出土了葡萄紋銅鏡、開元通寶、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從北庭故城城址形制與其出土遺物來看,其與內地考古學文化的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
目前已經考古發現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新疆庫車縣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護府治所(亦為古龜茲國的伊羅盧城)———皮朗古城(亦稱哈拉墩)。高昌故城,漢稱高昌壁,兩漢魏晉時期,戊己校尉屯駐于此,此后曾為前涼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國國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鶻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形制布局似唐長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
屯田是中國古代王朝在邊遠地區實施的一種國家軍政管理與生產組織形式。屯田始于西漢時代的西域,漢代在西域屯田的屯軍,具有雙重身份。在新疆地區發現的與屯田相關遺物、遺跡很多:如反映東漢時代尼雅屯田設有專門管理屯田事務的機構印章;羅布淖爾(新疆尉犁縣)北岸土垠遺址出土的漢文木簡內容,大部分與屯田有關;樓蘭古城東郊考古發現有古代農田開墾的遺跡;米蘭古城發現的漢代屯田的大規模灌溉系統遺跡;輪臺縣西南拉伊蘇附近的輪臺戍樓為唐代屯田遺址一部分。
在新疆的東部至今保存的坎兒井,應該是從史前時代及其以后陜甘地區文化的西漸、內地農業及其技術進入東疆地區的物證。坎兒井實際上就是司馬遷在《史記》當中記載的陜西渭北地區的“井渠”,根據司馬遷《史記》記載,“井渠”時空之始就在西漢時代的關中地區。
由甘肅敦煌至新疆庫爾勒,沿線筑有漢代烽燧,這些烽燧遺址是中央政府設立的國家工程。烽燧是中國古代王朝開辟絲綢之路、保護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是漢唐王朝中央政府對西域實施軍政管理的物化載體,借此可以說明新疆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爾漢代烽燧,201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作為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組成部分),見證了其歷史重要性,說明國際社會對2000多年前形成的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認同。與此相關的“河西走廊”之上的漢代“玉門關遺址”、“懸泉置”及漢唐“鎖陽城”遺址也已經作為絲綢之路組成部分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下面我再談一談絲綢之路“天山廊道”考古發現的文字、典籍、絲綢、葬具、印章、碑石、宗教遺物等。
文字作為人類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至關重要。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絲綢之路開通之后的“漢字”遺存,是該地發現時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該地2000年來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它們出現在文書、木扎、朝貢文化的絲綢之上。有關的考古發現如:20世紀70年代末羅布泊地區的漢文簡牘文書63件;新疆且末縣扎滾魯克漢晉時期墓葬之中出土的漢文紙文書;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以漢隸寫成的8件王室木札、漢佉二體錢上的漢文字、大量漢唐絲綢之上漢字等。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與“漢字”相關的材料及其書寫制度,也深受中原影響。
在新疆地區的漢唐遺址與墓葬中,往往出土一些漢文文獻典籍,如:羅布泊西漢烽燧遺址中出土的《論語·公冶長》篇簡,羅布泊海頭遺址發現的東漢末年的《戰國策》殘卷和算術《九九術》殘簡,1993年尼雅遺址發現的《蒼頡篇》殘文等。此外還出土有《毛詩》、《鄭玄注論語》、《偽孔傳尚書》、《孝經》、《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晉史》、《唐律疏義》、《針經》和《佛經》等古籍抄本。這些漢文文獻典籍,是當時西域社會主導文化的物化載體。
“絲綢之路”以“絲綢”命名,當然“絲綢”是十分重要的,西域的地方首領對漢王朝的服飾十分重視與羨慕,因此絲綢也就成為漢王朝饋贈他們的重要“禮品”。他們生前享用,死后隨葬,所以這些饋贈絲綢一般都出在當地高等級墓葬中。如1995年至1997年尼雅遺址墓地發現的漢晉時期織錦之上的“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大明光”、“恩澤下歲大孰長葆二親子孫息兄弟茂盛壽無極”、“安樂如意長壽無極”、“萬世如意”、“世毋極錦”、“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羅布泊地區20世紀70年代末孤臺墓地考古發現的織錦殘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明光”、“續世”、“廣山”、“登高望”、“望四海貴富壽為國慶”等。這些文字的絲綢應該是漢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區存在的反映,它們可能是“朝貢”歷史的物化遺存。
墓葬文化是文化傳承之中最為“保守”的。我們可以從“絲綢之路天山廊道”歷年來考古發現的古代墓葬,了解那里墓葬反映的“社會主導文化”的情況。1998年在新疆若羌縣樓蘭古城以北的古代貴族墓葬出土的木棺,其棺頭擋板的圓圈內繪著一只金烏,棺足擋板的圓圈內繪著一只蟾蜍,分別代表日、月。用金烏和蟾蜍象征日、月的天象是華夏文化傳統,史前時代的巫師與酋長、古代帝王與貴族墓葬中多有與天文方面的相關內容。如河南濮陽西水坡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的龍虎北斗圖與龍虎鳥麟四象圖、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漆箱蓋上的星象圖、秦始皇陵地宮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西安、洛陽等地西漢墓中的星象圖及山東肥城縣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圖。
古代印章有著特殊意義。1959年尼雅遺址發現的“司禾府印”,說明了東漢王朝在尼雅一帶屯田及設置有專司屯田事物的國家機構。新疆地區發現的“漢歸義羌長”銅印,是漢王朝中央政府頒發給西域古羌族人首領的官印。
北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在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發現的漢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敗匈奴呼衍王紀功碑與漢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紀功碑等,反映了漢代中央政府對這里進行國家管控的歷史。而位于新疆阿克蘇拜城縣公元158年的《劉平國作關亭誦》刻石是當時漢朝在龜茲地區修筑亭壘的確證。
海上絲綢之路認知
歷史文獻記載海上絲綢之路從漢代已經開始,《漢書·地理志》記載,南海航線最遠可達印度南部東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中國境內的漢代番禺、徐聞、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為重要。但是考古發現證實,早在先秦時代,從東亞經過南亞至西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存在。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進行商貿活動,也有個別政府主導的“朝貢”、“外交”、“文化交流”等活動,這條絲綢之路在中古以后主要被中國用于外銷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國多是與西亞、中亞地區往來;南朝后期與波斯來往增多;唐宋元時期則以阿拉伯地區為多。中國唐宋元明時代的瓷器,在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地多有發現,這應該是當年海上絲綢之路商貿活動的遺存,那時陶瓷商貿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主角,因此這條路又稱“海上陶瓷之路”。
至于漢代與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東北亞的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交流更為頻繁,那里出土的眾多漢代與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文物是最有力的歷史見證。
中古時代及其以后,隨著歐亞大陸絲綢之路的衰落,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其最為繁盛時代。唐、宋、元時代,尤其是宋元時代,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發揮著極為重要作用,占據著主導地位,中國的船隊活躍在印度洋,遠航至非洲東海岸。談到海上絲綢之路,人們就會想到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三年派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而近期,學者對陜西省咸陽市涇陽縣云陽鎮小戶楊村的“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碑文研究發現,早在鄭和下西洋之前620年,唐代航海家、外交官楊良瑤就以“聘國使”身份攜帶判官和國信、詔書,率外交使團,乘風破浪從中國東南沿海、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最后抵達遠東伊拉克,完成了其海上絲綢之路的外交之行。進入宋元時代,中國的航海與造船技術已居于世界先進水平。
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與世界
西漢王朝為了與西域、中亞等地的友好往來,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擾,才能開通絲綢之路,保障從長安通往西域、中亞的交通。為此,西漢王朝在絲綢之路沿線的“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帶設置了西域都護府從而使西漢王朝西部疆界發展至西域(新疆)。北方“南匈奴”的內附與東北地區的開發,使漢王朝完成了北方與東北地區的國家建設。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沙漠絲綢之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秦漢時代“南海九郡”的建設,使華南與東南沿海成為中華民族與古代中國的“大后方”,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開辟與發展的保障與支撐。“西南絲綢之路”促進了西漢王朝對“西南夷”的開發。不難看出,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與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有著十分密切關系。絲綢之路反映了古代中國有容乃大、和合至上、與鄰為友的傳統,這種文化一直延續到中國古代社會后期的鄭和下西洋。
絲綢之路與古代中國走向世界:
古代中國“走向世界”是從西漢王朝張騫出使西域,形成彪炳史冊的絲綢之路開始的。過去只是說通過絲綢之路,國外的文化、藝術、宗教、自然物產如何影響傳播到中國,但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走向世界”。因此,當絲綢之路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時,強調的是“絲綢之路起點——長安”,也就是說“絲綢之路”首先是從古代中國的政治中心長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國。
近代考古學問世以來,各地進行的考古科學活動,在中亞、西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發現了數量眾多的中國古代文物。如在南亞、中亞和西亞地區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耳其等地發現的漢唐時代絲綢與其他中國文物,非洲東海岸肯尼亞等地考古發現的宋元時代中國古代瓷器等,東北亞與東南亞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出土的青銅器、五銖錢、銅鏡、印章、瓦當、絲綢、瓷器等中國或“中國風格”古代文物,這些遺存有的是中國人走出國門帶出去,有的是外國人來到中國把它帶回去的歷史見證,還有一些當地仿制的“中國文物”。這充分說明,絲綢之路使中國走向世界。
絲綢之路與古代世界走進中國(世界“被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還使世界走進中國,其中中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等不少地區或國家,建立了與漢唐王朝及其以后歷代王朝的密切關系,形成以古代中國為核心的“漢文化圈”(“漢字”、“儒家思想及經典”、“漢譯佛經的佛教”、“律令制社會”、“以農立國”等)。西漢薄太后南陵出土的南亞犀牛、漢昭帝平陵陪葬坑出土的駱駝、唐太宗昭陵陵園之內的“十四蕃酋像”、唐高宗與武則天乾陵陵園南司馬門之外的“六十四蕃酋像”等,南亞、西亞的佛教寺院與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遺存等在中國的大量發現,域外音樂、歌舞在中國的流行,古代中亞、南亞、北非等地的動植物、土特產大量傳入中國,凡此種種都說明古代世界走進中國,也反映了“有容乃大”、“和合文化”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
最后還要強調一下,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盛世”的杰作。絲綢之路始于張騫出使西域,由盛世的西漢王朝所開創。古代絲綢之路最興盛的時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興盛的時候,絲綢之路興盛于漢唐時代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證,中國歷史上的兩大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就在漢唐時代。
版權與免責聲明:此稿件為引述消息報道,稿件版權歸原作者所有,Landbridge平臺不對本稿件內容真實性負責。如發現政治性、事實性、技術性差錯和版權方面的問題及不良信息,請及時與我們聯系,并提供稿件的【糾錯信息】。糾錯熱線:0518-85806682

Landbridge平臺常務理事單位
- [常務理事單位] 沈陽陸橋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湖南中南國際陸港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成都厚鯨集裝箱租賃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湖南德裕物流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安德龍國際物流集團
- [常務理事單位] 重慶逆鋒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陜西遠韜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天津海鐵聯捷集團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LLC ST GROUP
- [常務理事單位] 宏圖集裝箱服務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哈薩克斯坦Falcon
- [常務理事單位] 青島和泰源集裝箱堆場
- [常務理事單位] 俄羅斯戰艦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青島亞華集裝箱堆場
- [常務理事單位] 海晟(上海)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
- [常務理事單位] 俄羅斯西格瑪有限責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