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上的連云港,名副其實!
2016-06-21 08: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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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云港地處“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節點,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東西開放的海上門戶,其戰略地位顯而易見。
自1990年接軌哈薩克斯坦,并成為新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以來,連云港一直對“東方大港”的國際貿易樞紐打造不遺余力。
如今海有連云港港強大的通航基礎,陸有連云港國際聯運大通道的運輸保障,鐵水聯運的無縫銜接,進一步加強了整體競爭優勢,未來的連云港,一定會取得非凡的成績。
古往今來,連云港都和“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絲路上的連云港”,名副其實!接下來就跟著作者滕雯,一起感受連云港和絲路的故事。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和內涵是什么?
一般意義上的古絲綢之路是指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綢和絲織品經此路西行,故稱絲綢之路。它實質上是一條當時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線。
絲綢之路這一名稱是由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的。其后,德國歷史學家A.赫爾曼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
實際上絲綢之路有三大干線: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草原絲綢之路的東端是蒙古高原,西端是古希臘。在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散居在廣袤的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充當著歐亞兩種文明的傳播者,促進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文化交流。
中國絲綢傳入歐洲,首先是從里海、黑海,直達地中海的北方草原之路開始的。公元前八世紀,希臘人的一支向北遷徙,到達黑海沿岸并與那里的斯基泰人頻繁貿易。著名的《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曾提到柔軟的綺羅,這些絲綢很可能就是由斯基泰人從遙遠的東方販運而來。它是一條由草原游牧民族主導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主人,后來鮮卑族、突厥族、蒙古族等相繼控制著草原絲綢之路,雖然這塊土地上的民族和國家在變遷,這條草原絲路卻仍然通達而繁忙。
據古書《穆天子傳》記載,公元前十世紀西周的周穆王從陜西西安出發,向西到達了中亞的一些氏族部落(今中亞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周穆王西游,將包括絲織品在內的國禮饋贈給了沿途國家的主人。這大概是絲綢西傳最早的歷史。
通常意義上講的絲綢之路是指西漢時張騫和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陸上絲綢之路”或稱為沙漠絲綢之路。
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這條東起長安,西達大秦(古印度),橫貫亞洲的陸上“絲綢之路”,是漢武帝為了聯合中亞地區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張騫開拓的。
此后,漢朝大規模經營西域,進而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邊開辟正規的驛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爾高原以外,與中亞、西亞、南亞原有的道路銜接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便于絲綢西傳的“絲綢之路”也形成了。它是連接亞、歐、非三個大陸的大動脈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
被人們稱為世界文明的搖籃的四個亞非文明古國———中國、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以及歐洲文明的發祥地———希臘和羅馬,都是“絲綢之路”所通達的地區。這條陸上“絲綢之路”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在一條直線上形成了許多條類似射線的路線,其中的一路可以到達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而另一條可達伊拉克,進而跨越敘利亞沙漠,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帕米拉、安都奧克等地,并可以從這里取海路到達羅馬。
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馬亞朝時代,“絲綢之路”進而從開羅通過北非沿岸西進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我國的造紙術從巴格達傳至開羅后,一方面由意大利傳入德國,一方面又由摩洛哥傳入法國和英國,這正是因為“絲綢之路”遠達伊比利亞半島的緣故。
和橫跨歐亞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齊名的還有一條運送中國絲綢、茶葉等商品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東方航線和南方航線,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三國隋朝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在古代,中國航海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通過陸路與世界各國交往貿易的同時,還通過海路與亞非各國建立了貿易關系。這條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通道有東海和南海兩條起航線。
南海起航線東起中國的揚州、泉州、廣州等港口,連接東南亞,經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天竺(今印度半島各國),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達大食(阿拉伯帝國)。
這條航線把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南亞地區、西亞和阿拉伯地區,通過海上絲綢貿易連接在一起,這些地區是當時中國絲綢貿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中心。
這條以傳播絲綢到外國的航路,在傳播絲綢的同時,對促進各國之間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傳播和影響,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東方航線跨黃海,抵朝鮮,再東渡日本。徐福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開拓者。
連云港與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有何關聯?
自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7世紀的近2000年中,海陸絲綢之路對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連云港在海陸絲綢之路中有著獨特的地位,是海陸絲綢之路的交匯樞紐。連云港在海陸絲綢之路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不僅徐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開拓者,而且東漢時期佛教文化就傳到了連云港,比敦煌石刻早200年。
連云港市擁有豐富的海陸絲綢之路歷史遺跡,它們是連云港與古代海陸絲綢之路關系的有力證明。
連云港在海陸絲綢之路中有著獨特的地位。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周紹良就曾提出,連云港地區是研究海陸兩條絲綢之路交匯的一個理想地點。
他認為,連云港地區和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系。現已發現,徐福故里在連云港市贛榆縣,經過多方考證,海州灣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東方航線的起始點,國內外的專家們,不僅初步揭開徐福東渡之謎,也對海上絲綢之路作了有益的新探討。
其次,連云港市孔望山磨崖佛教題材造像被重新發現,這不僅把我國摩崖雕刻上推了幾個世紀,為我國藝術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而且也證明了天竺(印度半島)佛教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史實。
再次,對東絲綢之路的研究和現代絲綢之路的研究,必須研究連云港地區與絲綢之路的關系,以及連云港地區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它將進一步證明,連云港地區在絲綢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
正是由于連云港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陸兩條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連接點,這就為兩部偉大的古典小說在明清時期的誕生提供了創作背景:一部是《西游記》,另一部就是《鏡花緣》。
具體來說,連云港與古代海陸絲綢之路的關聯是:
一是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重要人物。
主要是徐福東渡。徐福是中國歷史上秦代著名方士,偉大的航海家,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開拓者。
2200多年前,徐福受秦始皇派遣赴海外尋求長生不老之藥,他率領數千童男童女,攜帶五谷百工,揚帆東渡,開創了中、日、韓友好之先河,受到了中、日、韓等各國人民的世代敬仰。贛榆縣是徐福故里,建有贛榆縣徐福祠堂、徐福生態園等。
二是與佛教東傳有關的重要歷史遺跡。
一是法起寺。它與洛陽白馬寺屬于同一個時代建造,是佛教東傳的重要見證。法起寺位于連云區宿城大竹園村,占地150畝,為漢代寺院,是中國早期寺院之一,自古被譽為“淮海第一叢林”。不幸的是這座千年古剎1938年毀于日機轟炸。
為宏揚佛教傳統文化,滿足信眾的宗教生活需求,2006年8月江蘇省宗教事務局批準恢復重建法起寺。可惜,目前遺留下來的文物很少了。
二是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它是佛教東傳的重要產物,是東漢時期佛教內容的造像,比敦煌莫高窟還要早200年,已被錄入《世界古跡叢書》的“中國卷”。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是我國佛教史和美術史上的瑰寶,也是連云港市最珍貴的古跡之一。
孔望山這種早期的佛教摩崖造像為什么沒有在最先傳入佛教文化比較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出現呢?有人認為佛教的傳播除了陸上絲綢之路這個途徑外,并不能排除也存在著以連云港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同樣也輸入了印度佛教,并落地開花,孕育了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題材。
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在看過孔望山東漢摩崖造像攝影題詩道:“海上絲綢路早開,闕文史實證摩崖。可能孔望山頭像,及見流沙白馬來。”三是阿育王塔。它也是佛教東傳的重要見證。連云港阿育王塔,興建于宋代天圣元年(1023年),塔高40余米,九級八面,是蘇北地區現存最高和最古老的一座佛教寶塔。
據建塔時嵌在塔內壁上的碑文記載,此地原先曾建過一座塔,在唐代時號稱全國第二,可見此塔在我國的建塔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三是與海陸絲綢之路有關的重要歷史文化遺跡。
一是秦東門遺址。它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節點的重要標志。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于公元前212年在海州建朐縣,立石闕,作為“秦東門”,此事《史記》有記載。關于“秦東門”的位置,歷史上有三說。
一是秦山島之說。清道光年間的海州知州謝元淮認為“海上”即“海中”,當從郁州去尋找,并指認秦山島為立石之所在。清《光緒贛榆縣志》從其說。
二是馬耳峰之說。明代張峰《海州志》及海州地方志皆有此論。
三是朐縣孔望山之說。“秦東門”到底是什么樣子?歷史上并沒有留下遺跡或文字記載,《史記》中也沒有對其形象進行具體描述。
連云港市考古專家認為,尋找“秦東門”,只要找到了東海廟也就找到了東門闕之所在。從魏晉文獻中稱東海廟為“植石廟”以及“石門猶存”的記載,東門闕是就地取材用巨石壘起的門,應該是秦漢之際盛行的“闕”形建筑。
通過考古發掘結合文獻資料,在基本可以確定孔望山摩崖造像前的山腳臺地為漢東海廟故址的同時,也就基本上確定了秦東門闕的故址。
二是蘇馬灣漢代界域石碑。位于連云港市東西連島,是我國迄今為止保存完好,內容明確,有確切紀年的一塊漢代界域刻石,也是我國最早的以石質為載體的郡級海洋權益法的版本。
蘇馬灣界域刻石是東海郡與瑯琊郡的分界刻石,明確地劃定了兩郡的海域權屬。從膠州灣至柜縣以東是瑯琊郡的海域,從柜縣以南至今日灌河口以東是東海郡管轄的海域,海洋權屬十分清楚。三是《尹灣漢墓簡牘》。其中記載了與絲綢之路有關的重要內容。據木牘《兵器簿》中記載:“烏孫公主諸候使節九十三”。
大意是烏孫公主作為使節帶了93件兵器到烏孫。當時,漢朝使者經烏孫之南到大宛、月氏的,不絕于路。
烏孫派使者獻馬給漢朝,并愿娶漢朝公主,兩國結為兄弟。烏孫公主(公元前121—101年)是漢武帝侄子江都王劉建之女。漢武帝為聯合烏孫,抗擊匈奴,派她出使烏孫國。
四是與東亞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遺跡。
一是宿城新羅所、新羅村遺址。它是古代中韓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連云區宿城早在漢代就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小集鎮,由于佛教東傳和法起寺的創立,至唐代已成為沿海地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古代新羅有密切的海上交往,和朝鮮半島家喻戶曉的海上王、海神張保皋有著割舍不斷的歷史情結。
唐代的宿城是新羅商業船隊必經的岸線,也是船隊補充給養的重要場所,由于宿城新羅所的設立,大批的新羅人來此,有的入籍于海州,并攜家來此做官供職、經營水運、習禪敬佛,或由于通婚以致定居農作。隨著新羅人的密集聚居,逐漸形成了宿城“新羅村”。
1990年7月,韓國首爾張保皋海洋經營史研究會、中央大學校、中國研究所四位教授從韓國專程來宿城對新羅村舊址進行考察。考察結束后,在保駕山北側立一塊“宿城村新羅人宅住居遺址”的石碑以示紀念,成為中韓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歷史見證。二是金圣禪寺。
金圣禪寺位于連島蘇馬灣,是中朝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據傳說,唐代去九華山修行的金喬覺上人,原是新羅國王子金憲英的近族子弟,唐開元七年,年僅24歲的金喬覺拋棄了皇室優裕的生活,渡海來華,經鷹游門,登鷹游山(即今連島),而后從淮河泛舟入運河,再達長江,逆流而上,從安徽銅陵上了九華山。
金喬覺在九華山虔誠苦修,整整苦修了75年,至99歲時圓寂。3年后開函時,據說“顏色如生,兜羅手軟,骨節有聲如撼金鎖”。
三是云臺山藏軍洞。它是古代中外文化傳播的重要見證。“藏軍洞”又稱封土石室、古悶洞、老古洞等,在連云港市云臺山、錦屏山等地區廣有分布。其斷代及用途一直在文史界爭論不休,近年隨著對外交流的深入,發現韓國也分布大量此類石室墓葬,其形制與云臺山極為類似,經考證源于百濟時代(約我國唐代),故韓國相關研究人員對于連云港市的“藏軍洞”調查工作極為關注。這與歷史上海上文化交流有關。
四是琉球爐。清嘉慶21年6月,琉球國一艘失風船飄至鷹游山(今連云港口),當時海州知州師亮采招待了他們。臨行時船主以琉球爐相送,此爐現保存于連云港市博物館,屬國家一級文物,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直接見證物。
師亮采在任海州直隸州知州期間,還編修《嘉慶海州直隸州志》,為連云港市花果山水簾洞題“靈泉”二字。五是古代海州港遺址。《太平廣記243李邕》記載,“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說明當時日本國進貢通過海州港。
唐代日本和尚園仁曾記述他到中國求法,也是泊船于海州東海。據《宋史魏勝傳》中記載,宋代海州,不僅是商港,而且是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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