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里新機遇“草原”“鋼鐵”兩絲路

2014-11-13 14: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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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俄羅斯室主任盛世良CjG大陸橋物流聯盟

滿洲里善于順應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的新變化，源源不絕地提出新思路、新創意，增強自身競爭力，服務中俄蒙和東北亞地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鞏固中俄蒙戰略伙伴關系實實在在地做貢獻。最新的范例就是提出“草原絲綢之路”和“鋼鐵絲綢之路”——“中俄”和“蘇滿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兩大新構想，并且已有成效。 CjG大陸橋物流聯盟

國外四大有利因素

當前，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提出新的對外經濟戰略，以本國為核心，左右開弓，兩翼拓展，改善本國處境，擴大全球影響，爭奪經濟話語權。

美國實施“兩洋戰略”，通過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TTIP），向亞太和歐洲拓展經濟和政治影響。這兩個經濟貿易安排都有強烈的排他性和政治色彩，TPP把中國和俄羅斯排除在外，TTIP壓根兒就沒有考慮俄羅斯。

歐洲向西呼應美國的TTIP，向東在北約東擴獨聯體受阻后，由歐盟出面搞“東方伙伴計劃”，已經成功地拉前蘇聯地區西部六國中的四國疏離俄羅斯，倒向西方，最近的例子就是烏克蘭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議。

俄羅斯東西兼顧，西部力求維持和擴大同歐盟的貿易和技術合作，同時阻止獨聯體國家“西傾”，東部則加緊開發遠東，經濟上面向亞太。近來，俄羅斯有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夢想借中日關系惡化之機，以解決“北方四島”領土爭端為誘餌，吸引日本資金、技術和人才，發展高科技產業，助推經濟轉型，振興俄羅斯遠東。然而，日本追隨美國參與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打破了這一夢想。

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提出并啟動了“一帶一路”，加強“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中國不喜歡“拉幫結派”，喜歡包容共贏，提倡東西南北，五湖四海，廣交朋友，有錢大家賺。

這是其一。

其二，俄羅斯把加快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發展定位為21世紀優先發展方向。開發遠東喊了幾百年，這次動真格。遠東地區啟動“超前發展規劃”，選出23個“優先發展區”。《遠東和后貝加爾地區盧布專項綱要，一年投資和引資9000億盧布，合270億美元。根據規劃，到2025年，遠東和貝加爾地區GDP將增長一倍半，在本國經濟中所占比重將從想知道8.5%，上升到10.2%，人口將從1040萬增加到1240萬。2020年吸收中國投資將增長6倍。

其三，俄羅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普京希望把俄羅斯的歐亞大陸橋（需要165億美元投資）同中國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相銜接。

其四，美國西方對俄制裁促使中俄雙方加大相互的戰略倚重。俄羅斯6月份的民調表明，近年來，俄羅斯對中國的態度明顯好轉，40%的俄羅斯人認為中國是友好國家。在俄羅斯友好國家排行榜上，中國的排名今年首次超過俄羅斯的盟國亞美尼亞和哈薩克斯坦。對美國好感的人只占18%，而一年前是50%。對歐盟有惡感的人則從一年前的3%上升到22%。

人心相通，互信增強，戰略協作的阻力煙消云散。

“草原絲路”“鋼鐵絲路”，滿洲里打開陽關道

2013年夏，中國外交部主管部門領導在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設想時，曾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研討。當時我們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優先方面定位為歐亞大聯通和投資貿易便利化；把新疆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最直接的參與者、推動者和受益者，我國向西輻射經濟和文化影響的“出發陣地”；把有良好政治、經濟和人文基礎的中亞定位為優先地區。從這些定位看，滿洲里似乎跟“絲綢之路經濟帶”不沾邊。

從去年起，我國各地，特別是中西部內陸地區，都爭先恐后地擁向西北，搶著過中國—哈薩克斯坦鐵路的“獨木橋”，唯恐在爭奪出口市場、物流通道、產業轉移對象方面落后于人。滿洲里似乎又不沾邊。

你走你的獨木橋，我開我的陽關道。滿洲里人善于“腦筋急轉彎”，提出“草原絲綢之路”和“鋼鐵絲綢之路”，南到珠三角、中到長三角，北到俄羅斯，都可以與滿洲里共享紅利。

“絲綢之路”本來就有四條：“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滿洲里地區本來就是“沙漠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由此可曲折到達地中海，直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現在，中俄、中歐之間的貨運成倍增長。滿洲里開辟“草原絲綢之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要論“鋼鐵絲綢之路”的優勢，滿洲里沒有對手。

滿洲里和二連浩特是我國對俄羅斯和蒙古最大的陸路口岸，承擔著中俄65%和中蒙95%的陸路貨物運輸量。2013年滿洲里口岸過貨量突破3000萬噸。蒙古和俄羅斯分別是內蒙古第一、第二大貿易伙伴。2013年中俄之間鐵路貨運增長7%，共運送40.78萬個集裝箱。今年第一季度，貨運量又增長8%。

中國和歐洲之間的貨運額巨大，2013年達到3930歐元。海運便宜，但太慢；空運快，但太貴。鐵路貨運兼有兩者的長處，優勢明顯。“渝新歐”貨列開通后，法國《回聲報》的記者抑制不住喜悅心情：18天跑完1萬多公里，跨越7個時區和多國國界，每個集裝箱運輸成本才9000美元！

看來，這位法國記者有點孤陋寡聞。他今年6月18日發出上述報道時，難道不知道，以滿洲里為關節點的“蘇滿歐”貨運專列，已經在2013年9月30日成功首發！“蘇滿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已經正式貫通！

2014年初，被鐵路部門確定為等級最高的“五定班列”（定起終點、定路線、定時間、定運輸內容、定運價），實現了常態化運營。今年3月份起每月開3列，7月份起增加到每周一列，全年計劃開40列。這條通道啟用至今，累計發送集裝箱貨值達4.6億元。

“蘇滿歐”班列有三大優勢。

一是運價優勢。由于中俄鐵路部門都下調運費或提供優惠，幅度達到運價的兩三成，目前“蘇滿歐”班列每個集裝箱每公里運費僅為6美分，略高于海運，遠低于“渝新歐”等班列。

二是時間優勢。“蘇滿歐”班列全程13—15天，比“渝新歐”少4天，比海運少25—35天。

三是安全優勢。班列主要途經政局穩定的俄羅斯，得到了普京的好朋友，俄羅斯鐵路公司總裁亞庫寧的親自關懷，比中亞各國查驗次數少，貨物損毀風險低，安全系數高。

四是貨源優勢。班列以蘇州為起點，可以把上海和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的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品運往歐洲，實現了國內生產市場和國外消費市場的快速對接。

五是通關優勢。班列沿線鐵路網發達、運輸能力強，滿洲里口岸綜合過貨能力和換裝優勢明顯；滿洲里與南京、廣州簽訂轉關協議，實現無障礙通關；滿洲里口岸聯檢聯運部門開辟了綠色通道，班列在辦結出境手續、完成吊裝作業比“渝新歐”班列少1小時。

“中俄班列”除了上述這五大優勢外，還另有三大優勢。

一是輻射帶動優勢。采取拼箱集結方式，把起始點廣州和沿途重要樞紐的家居、建材、工程機械和汽車零配件等俄羅斯最需要的貨品集中起來，發往目的地，有利于形成物流經濟帶，帶動沿線經貿發展。

二是物流成本優勢。鐵路總公司把“中俄班列”國內運價下浮60%，物流成本為各班列最低。

三是產業升級優勢。承運企業將在滿洲里建設中俄貿易園，為中小企業出口提供從商品交易、國際物流運輸，到跨境金融結算、市場信譽保障的一體化服務，既縮短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產品進入俄羅斯市場的時間，又能吸引發達地區出口企業落戶滿洲里中俄跨境貿易服務市場，推動口岸通道經濟向資源落地加工轉變。

幾點建議

一、積極參與俄羅斯鐵路建設和改造

俄羅斯物流落后，物流費用在GDP中占20%—24%，而發達國家僅占10%。隨著“中俄班列”車次增加，俄羅斯鐵路的薄弱環節日益顯現。28%的鐵路橋“年過百歲”，機車平均已使用27年，磨損率近70%，貨車磨損率40%。西伯利亞大鐵路集中了全國通過能力最低路段的絕大部分，同貝阿鐵路一起，現代化改造需要165億美元。俄羅斯把東部地區的鐵路建設和投資看作戰略項目，過去由于互信不足，拒絕中國參與。現在俄羅斯歡迎中國參與振興俄羅斯鐵路運輸，這反過來又會增強中俄互信。

二、通過綏（芬河）滿（洲里）線，讓俄羅斯遠東運輸“抄近路”

可以把綏滿線“嵌入”俄羅斯歐亞大陸橋，拓展國際運輸新通道。貨物從俄羅斯西部沿西伯利亞大鐵路過赤塔向東南，經中國滿洲里、哈爾濱和綏芬河，再返回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港口，海運到日本的新瀉和韓國的釜山。同樣，俄羅斯濱海邊疆區以及日本和韓國的貨物也可以抄這條近路迅速送到后貝加爾地區，縮短運輸距離近2000公里。

俄羅斯有專家提出，如果運輸量夠大，可以考慮在綏滿線標軌外側85毫米處加鋪一條鐵軌，讓俄羅斯的寬軌列車無須換輪對，直接穿行中國東北。

俄羅斯朝鮮邊境城市哈桑和羅津之間54公里的鐵路2013年9月底完成改造，俄羅斯鐵路運輸公司投資90億盧布（合17億人民幣）用于鐵路改造和港口建設。

三、提法上把“一堡一帶”改為“一門一帶”

用“一門一帶”似乎較為妥善，即“中國向北開放的大門和充滿活力的沿邊經濟帶”。

“一堡一帶”指的是“中國向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和充滿活力的沿邊經濟帶”。

俄語同漢語一樣，橋頭堡指的是進攻的據點。我想，我們的戰略伙伴俄羅斯不會喜歡被我們作為“進攻”對象吧！

俄羅斯漢學家對我說起過，類似的不當之處還有一個提法——“西進戰略”，“向西挺進戰略”。把我們的好鄰居、好伙伴、好朋友俄羅斯和中亞國家作為“挺進”對象，似乎不合適。俄羅斯人好容易聯想到納粹德國的“東進戰略”——Натиск на Восток。

中國常說，俄羅斯是中國的戰略后方，俄羅斯人也不喜歡這一提法，用“中俄互為戰略依托”的提法豈不更好！

多年來，北京—滿洲里班機每逢夏季一票難求，隨著“草原絲路”和“鋼鐵絲路”的發達，北京—滿洲里航班可能會全年繁忙，那時也許就需要修一條高鐵把滿洲里同內地連接了。我就等著坐北京—滿洲里“草原高鐵”了！

作者簡介：

盛世良，1942年5月17日生于上海市，1964年7月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同年8月到新華社工作，先后在國際部和參編部任翻譯、改稿、編輯和編輯室主任。1978-2000年，三次在新華社莫斯科分社工作，共14年，任記者和副社長。2005年至今在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任研究員。1996年起至今兼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和俄羅斯內政室主任，2006年起為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中國對日民間索賠聯合會顧問，2007年起為俄羅斯瓦爾代辯論俱樂部（國際俄羅斯問題學者非政府組織）成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曾在中國中央報刊、部門和學術刊物以及俄羅斯報刊發表評論、特寫和論文千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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